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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
几匹骏马,沿着新修的水泥官道,快速疾驰而过。在路边流连的百姓纷纷抬起头来,望着骑手的背影,脸上浮起自豪的微笑。
“去的是大都督府方向,前线肯定又大捷了!”有人自信地说道,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猜,末了,还画蛇添足地加上一句,“那马是专门养来传递情报的,我三姨夫的二表哥的五舅舅就在驿站做事,我见过马屁股上的烙印!”
“得了吧,你,尽吹牛,谁不知道那是大食良马,文大人专门养来做驿马的!”立刻有人笑着奚落起来。“这大街上一天跑过四、五匹,哪匹不是烙得同样记号!”
“花纹一样,但编号不一样!”吹牛者兀自嘴硬,旁边的小商贩们却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是不是早些把摊子收了,到酒楼买几杯酒庆贺的“大事”。
自从入了十月,沿通往两浙、两广官道上传回来的捷报就没间断过。如今市井繁荣,人们手里有了些余钱,晚上都喜欢到茶馆、酒楼下面喝几口淡酒,跟认识不认识的酒友天南地北胡侃几句。而机灵的酒店老板,也加宽了底楼站着喝酒的空间,有胆子大的人甚至将桌案摆到了酒楼外的空地上,顺带卖些咸菜、干鱼等东西给喝“穷酒”的人填肚子。负责街面安全的区长、里正曾经以预防瘟疫的名义派人整顿了几次,但随着瘟疫的结束,人们的胆子渐大,整顿的效果越发不明显。慢慢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就达成了默契,一方减少了稽查次数,另一方尽力保持场地和食品干净,彼此之间也就相安无事了。
华夏人爱扎堆儿,这是天性,谁改变不了的。而扎堆儿的时候,最好的话题就是时政,特别是近一个月来,前方捷报频传,更鼓舞了人们扎堆儿的兴趣。
“这都是《约法》带来的好处!”大部分人直率的认为。昔日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至于乱臣贼子有几个被《春秋》吓得改邪归正,年代离得太远了,大伙无办法也无兴趣考证。但是,《临时约法》通过后,破虏军的战绩却在报纸上明摆着,西线再次大败云南方面杀来的元军,光复了广西全境。东线,陈吊眼和李兴以两万人马,杀得范文虎麾下那些虾兵蟹将溃不成军,出兵不到一个月,已经收复了温、处两州,把两州之地刚刚入库的秋粮,整船整船向福建运。而盘踞在其他各州的范家军,连交战的勇气都没有,据报纸上的新闻说,甚至有个北元守将领见到李兴的大旗不战自溃,把城内粮草器械乖乖地交到了破虏军手上。
也有细心者发现了这次破虏军重入两浙和上次的不同之处。上次张唐与杜浒挥兵入浙,一路高歌猛进,只攻不守,转眼间把两浙搅了个稀巴烂。而这次陈、李二位将军却是稳扎稳打,每光复一个地方,一定在当地义军的协助下,将范氏残部以及盘踞在山岭间祸害百姓的土匪清理干净。并且将缴获来的“无主”土地重新分配给百姓,同时,按《临时约法》上的规矩,建立起里、区、县、州四级政权。
但细心者不敢胡乱猜测大都督府的用意,自从瘟疫结束后,大都督府的命令在普通百姓眼中就是王法,哪怕是不理解,也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前面的例子在那明摆着,大都督府让大家迁徙入城市,大家来了,就发现城市里有比种田更好的活路。大都督府让大伙向路边洒石灰,不准乱倒垃圾、乱泼脏水,大伙执行了,瘟疫就没像以往那样造成那么多人死亡。大都督府出钱雇佣大伙修下水道,平整路面,如今街道上就不再是臭气熏天,蚊虫子乱飞。即便下大雨,也没有积水倒灌进屋里。
若是放在一年前,有人当众质疑大都督府的举措,说不定还会听到附和之声。如今,若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文丞相的政令发出质疑,片刻之间肯定被烂菜叶子、臭鸡蛋淹没。临了,还会有人告诉你:“小样?仗着读过几天书不是?你读书有文大人读得多么?人家是大宋状元,从无到有打下了这片江山。你牛,你的办法合理,有本事到北方自己打片天地出来!”
这种情况让某些自命为清醒者很着急。他们不敢在百姓面前公然与大都督府作对,便把阵地转移到报纸上,不断地撰写文章提醒福建百姓,陈吊眼和李兴的功劳没有那么大,两浙一带范家军早就是只死螃蟹,以福建大都督府的力量,随便出动几个标,就可以把范家军赶出两浙,甚至收复临安。文天祥之所以派兵入浙,目的往好了估计,是为了抢粮食,缓解福建粮食匮乏之危。恶意推测,就是为了糊弄百姓,以示他的《临时约法》正确。
《临时约法》规定,百姓有思考和表达言论的权力,这个权力与其观点是否正确无关。本着这个原则和某种哗众取宠的心理,商家自办的小报《闽江》把这篇文章发表了,结果,遭到其余十几家报纸的合力反驳。有报纸愤然质问,“你说大都督府入浙是为了抢北元官库里的粮食,难道你可以不吃饭而活着么?你说收复处、温两州的战绩是糊弄百姓,那不糊弄百姓的战绩是什么呢?难道要破虏军跨海北征,直接拿下大都才算真的战绩?”
一场笔战下来,几家参战报纸的知名度都大幅度上涨。虽然从销量上看,距离兴办者大笔获利的目标还很远,但参战者都发现了一个提高报纸知名度的办法。那就是围绕时政和《临时约法》做文章,别人支持,自家就反对,别人反对,自家就支持。从此后,报纸上的辩论之风大涨,随着被提及的次数渐多,《临时约法》四个字,慢慢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临时约法》上,与读书人利益关系最大的就是第三条第二款,官吏的选拔方法。有心者回头细看,闹了几个月的约法大会,起源就是光复地区官吏选拔制度问题。所以,关于是否该攻打两浙的争论告一段落后,报纸上争论的焦点,很快就汇聚在两广的官员任命上。
两浙的温、处二州面临战场。陈吊眼、李兴在那里怎么折腾,大都督任命哪个不怕死的去做县令、知州,官员和儒林们都不关心。但两广不同,特别是临海的钦州、雷、廉、化、广、惠等十数州,与北元已不接壤,又背靠大海,随时能得到破虏军水师照应,一下子成了大伙眼里的肥肉。那些地方被冷面阎罗杜浒梳理过一遍,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早已被扫荡干净,治政之时,没有地方豪强擎肘,也没有前人功绩比较,如白纸涂墨,想怎么着笔就怎么着笔。
一时间,试图真心真意为国出力的;打着扩展家族势力居心的;还有认为自己才华被埋没多年,试图有所施展的,都把眼睛盯到了吏部。盯得新任吏部尚书赵时俊叫苦不迭,三天两头架起马车朝福建大都督府跑。
“丞相大人,您还是让末将回来当参谋吧。再这样下去,末将就算不被诸位大人的吵嚷声烦死了,早晚也得被刘阎王抓起来喝早茶!”赵时俊堵在文天祥日常处理政务的房间内,不停地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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