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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17世纪冶炼钢铁这门生意,与铸造铜钱、开采金银矿山,没有本质的区别。m因为,这是一个钢铁,也能被当做钱使用的时代。
中国、朝鲜、日本、欧洲等等文明国家,普通的小家族仅储备金银货币,而一些上档次的家族更乐意与储备钢铁。尤其是钢——五斤钢至少能换一斤银,用先进的技术炼钢,甚至比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殖民地冶炼金银,更加有前途。
工匠选择将银子折算成天津钢铁公司的股票,毫无疑问是非常有远见的买卖。肖图白对于他们的选择,更表示赞赏。
因为,这标志着股份制文化,在特区已经深入人心使然,也标志着特区政府的信誉,甚至是高于大明朝廷的。崇祯年间缺钱,制造了一堆劣质铜钱,以至于商家几乎拒收崇祯通宝。而崇祯皇帝想过恢复宝钞印制,召集一些富户,用一折的低价将印刷的宝钞发给商人,结果商人们纷纷避而不见,因为大明的宝钞,信誉早就破产,连废纸也不如。
而在特区,一些国营企业公司发行的股票,成为了商人、官员、员工们踊跃拿着真金白银抢购的稀缺物资。虽然,特区没有成立专门的股票交易所,但是股份制的信誉,已经是深入人心,人们这些股票不是废纸,而是代表某个公司的权益份额。
当然,私营企业的股票,暂时还未获得民众信任。但是。特区政府所设立的一些企业,股票甚至能够当做货币去使用。
尽管股份制发展的非常迅猛,但是肖图白还未成立专门的股票交易市场。股份制是好,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好。
因为,股票市场一旦成立,人心就会变得更浮躁。人们热衷不断的买进、卖出倒腾股票,而不是股权当做恒产一般持有。
特区的股份制文化,更多是将公司的股权视为“恒产”,希望持有股票的人,应该是公司的合伙人以及员工。
尤其是。让员工们持股意义更是重大,让员工感觉到公司有一份,每天的劳动,也是给的股权创造效益。
肖图白暂时不准备成立股票交易市场,这倒不是对于投机者的反感,反而是对投机者的同情和保护。一旦证券市场开启,投机者们热衷于不断交易,每一次交易都是要上缴印花税和手续费的。事实上,证券市场的投机者。绝大多数都处于输的概率。输并不仅仅是判断了涨跌行情,而是一次次的向市场缴纳手续费。如果按照每次交易需要千分之二的手续费来算。一年250次交易日,每天都做出一次买进和卖出。那么,一天上缴千分之四手续费,一年上缴相当于本金的百分之百的手续费。投机者如果不能赚到比手续费更多的差价,便会导致亏本。热衷于不断交易的投机者,哪怕时常中有无数优秀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们依然会败给手续费,或者说败给。
与勤劳的投机者们概率偏输相对。“懒惰”的投资者们,概率偏赢。因为。投资者投资一家好公司后,往往经常研究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是只看而不轻易买卖,减少了向市场缴纳手续费的次数。于是,投资者输赢概率主要是和公司的盈利相关。
员工持股,一般都属于长期投资者,概率偏赢!事实上。一家公司的股票是否值得持有,一家公司的员工是最清楚。愿意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员工,皆是对公司前景有着乐观的看法。
而让员工持股,也能淡化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区别。并且。优秀公司的股票,能够孵化大量的资本家。哪怕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员工,如果能够跟随公司成长。假设一家公司每年盈利25%,十年即可增长十倍,而三十年能够增长一千倍。这样的公司,在公司规模很小的时候持有股票,退休的时候,哪怕小股东也纷纷成为了资本家。工业时代,很多行业发展是看不到瓶颈的,有生之年看到资本增长一千倍一万倍,并不是不可能。
而农业社会,一名佃农根本不能分享地主兼并扩张的成果,也不能做到年轻时候有一亩地,年老的时候通过经营一亩地复合增长至1000亩地。
事实上,肖图白认为,中国古代历次资本主义萌芽,未蜕变为真正的资本主义,除了对于工业和科技的重视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没有产生大量孵化资本家的制度。股份制利用得当,其实是可以大量孵化资本家的,从而推进农业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
从某种意义而言,股份制对于资本社会的重要性。如同中国儒家社会以科举制为基石一般。
中国的儒家社会出现的科举制,令很多原本寒门子弟,拥有了当官变成了官绅地主阶级的机遇。于是,寒门子弟中的精英,纷纷转化为儒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历朝历代,这些地主官绅,皆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军。
同样,股份制的出现,能够大量的孵化资本家,他们也是资本社会的维护者。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是传统地主贵族们的掘墓人。自资本势力壮大后,资产阶级为了争夺的利益和话语权,粉碎了传统农业贵族们的统治,让欧洲进入崭新的资本时代。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每次皆不能开花结果,是资本力量还太弱小,没有向地主集团争取话语权的资格和勇气。甚至,中国农业社会的规则太过于顽固,使得很多拥有资本的商人,大多是选择回归乡村变成了地主官绅。
当然,“天津钢铁集团公司”的成立。也是特区政府税收制度的新机遇。按照洪武皇帝颁布的税率,钢铁冶炼的税率是“三十税其二”。比之普通的商业税“三十税其一”,要高了一倍。也就是说,钢铁厂能够征收666%的税率,这是政府税收的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明朝如果能严格按照666%的税收,对全国的钢铁工厂进行征税,那么大明朝廷的财政根本不会缺乏。
明朝一年钢铁冶炼的收入能够达到4000万两白银的价值,按照法定的税率,理论上可以征收到260万两税银。
但是。明末的矿税已经名存实亡,一个省仅能收到几千两矿税,全国的矿税加起来收到的不超过20万两。而之所以税制败坏至此,也是因为明朝士大夫与皇帝利益不一致。士大夫们与地方豪强勾结,以抗税漏税为荣。朝廷向地方上的豪门收取合法税收,则被认为的鱼肉乡民。最终,豪门抗税节节胜利,朝廷不断废除所谓的“恶政”。然后,底层的农民就活不下去了。有钱人都不交税,自然就将负担压在社会底层。
说句诛心话。自古叫嚷不要与民争利者,皆是豪门权贵。因为,自古以来只有权贵是“民”,老百姓是泥腿子,一般是被忽视的。
真正意义上讲,与泥腿子争利,才是罪大恶极。与“民”争利的行为,要大大鼓励,因为从“民”身上刮到更多利益。泥腿子们的负担就轻了。而且,朝廷不与“民”争利,就意味着朝廷已经被这些“民”控制了,真正底层的泥腿子们就会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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