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四十九章 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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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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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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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谦看了一遍监视器回放，满意的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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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拍摄才又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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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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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也看不到美好的明天，再也看不到正在建设中的了。安良为他们难过得流下泪来。周处长和他的同行人看了也不时的叹气和流泪。

周处长由安良带头看了一下现场，见倒塌的砖瓦厂厂房现在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大约有两百平方米大，上面是陈旧的稻草和破瓦残砖油毛毡与毛竹棍，到处一片狼藉，问在旁边看的砖瓦厂工人，这厂房当时是怎么倒塌的？

一个赤脚还穿着农民衣服的砖瓦厂工人对周处长说：这厂房本来盖得就不怎么好，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括大风里面括小风，自己用土坏和稻草加油毛毡盖的。昨天下了一场大雨，早上林社长他们来上班时，房子还没有被揭掉，当时还好，只吹掉一些草披，大伙把草披重新遮遮好，又进去和泥脱坏做砖坏。当时有四个人在工作，两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后来砖瓦厂林厂长也进去了。不想他们没做多久，就听轰的一声厂房就坍塌了。待人们赶快把砖头油墨毡移开挖出那四个工人和那个干部时，他们全都压死了。有两小姑娘脑袋都被压扁了。他看了心里十分难过。

包安良回到市区的培训暂住房后，他脑子里还一起在想着今天在工地上看到的事情，以致他的同伴们看到他时，还感到他呆顿顿的。从部队一道来的刘文彬问他，“你今天去了工地回来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怎么了？厂里没有批准你吧？我知道不会批你的，你不相信，回不去也吧，我家比你还远呢，你在ZJ，你们还是相邻的，我在河北定县，我回家时比你还多两三倍的路呢，你看我都安心在这里，你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安心工作？现在不能调，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调嘛。”安良说：“今天我回到工地看到工地出了一起大事故，心中很难过。”

“哦，工地出了事故，出了什么事故？”

“工地死了五个人！”

“啊------”刘文彬。听了瞪着包安良半天说不出话来：“是怎么回事-----”

安良如此这般地告诉他。刘文彬听了后看着安良眼睛瞪得大大的：“五个人没有了！了五个人-----这么惨呀？”刘文彬听了摇摇头说：“54年鹭江前线炮击金门时才有过这样的事情----没有想到在和平时期建设也会发生这样的惨事？”

这天来安良总是想着这桩事情。连晚上睡觉都想着这件事。

那天半夜里，他又来到了白天看见过的工地，朦朦眬眬地听到有人叫他：“小包师傅！”他回头一看，不由大吓，叫他的人竟是白天在那工棚里看到的躺在地上的那五个人：一个中年人，两个青年，还有两个年轻的姑娘。他们仍穿着当时穿的衣裳，混身是泥巴，头上青一块紫一块，两个姑娘额上和脸上仍旧沾着血迹。看见包安良他们忙凄惨地一笑，包安良见了他们惊吓不已，“怎么你们爬起来了？你们的身体没有事了？”他一面上下打量他们，一面怯怯地望着他们说。

这时只那个中年男人向他说：“小包同志，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善良的人，你为自己的事难得到工地来，今天你来工地，知道我们被压死了，你还和周处长一起特地工棚里看我们-----小包同志，我们死得好惨呵！我们死得好冤哪------！”

包安良说：“我知道。这我知道，你们是太冤了！你们真不应该这样死的。可是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包安良害怕地同情地从侧面望着他们。

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对他说：“那里好啊！现在我们已经回不去家了！只能在外面看看，我们还在砖瓦厂棚棚里，我的父母和老婆孩子看着我的遗体，哭得死去活来。小包同志，我现在来告诉你：第一，我们死得冤枉，我们死了，可是厂领导听说他们是我们自己缘故，说我们警惕性不高。发现厂房已经被大风吹破，就不应该再在里面工作。说什么厂里有责任，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可是当时我们那想到厂房会倒呀？厂房突然倒坍了，我们逃都来不及，怎么能说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呢？这样说，这样处理我们真是死不瞑目呀！

“第二，厂里抚恤不公平！你要知道我家里有八个人呀，上有老父母亲，中有妻子和一个十九岁的弟弟，下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才两岁。一家人就靠我和我一个弟弟劳动生活。现在我死了，我家的顶梁柱就塌了！就靠我一个年少的弟弟，一家子以后怎么生活下去呀？白天我父母和我老婆到你们工地去找你们的筹备处主任郑部长，叫他们要对我们抚恤，你们的郑部长说：“我们会考虑的，我们会考虑的。但说到底他们只肯给我们几百元钱，因为我们是临时工，只能这样了，说已经给我们放最大一档来执行的了。对于我家里的今后生活就不管了。说这是体制关系，如果是工厂的固定工，因公死了可以用家里其他人来代替。我们是农民工，也就是说是临时工，因公死了只能以临时工的办法来处理。小包同志，临时工的家属和固定工的家属，不是一样都要吃饭，都要生活的嘛？为什么要这样的区分呢？难道我们临时工的家属就不用吃饭？我们临时工就特别低鄙？包同志你想想几百元钱有什么用场？我家这么多人，吃过几个月就没了，我妻子要求顶替，他们说我是农民工，不能顶替。我家父母妻子真是走投无路了呀，从今以后我这一家六七口人他们怎么生活呢？我在九泉之下也无法安宁！我看看你是个好人，你不是厂里干部，也与我们无亲无故，你偶然来到工地你都会来看看我们。你是个热心人是个好人，我看你和劳动局周处长很熟，我听你叫他的口气好像在部队时他是你们老首长。我希望你是不是能帮我们和周处长说一说，‘小包同志，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了你，来求你在你方便的时候，给鹭江市劳动局劳动保护得的周处长说一说，让我老婆或弟弟给与顶替一份工作，好让我父母和孩子有一条活路吧！’”

那人说吧泪如雨下。安良不知如何是好，他讷讷地对他说：“这位同志，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听了你的话也很同情你们，可是我既不是厂里干部，更不是领导，我说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听呀，你既然相信劳动局周处长，那你们可以直接找他呀，他这个人还是平易近人的。你们去找他他不会不接待你们的。”

那中年人说：“他是个处长，听说处长就和以前县太爷差不多大，我们看见着就害怕。再说劳动局也是个衙门，这政府衙门我们也不敢进去呀。因为我们不敢到劳动局去，这才想到来找你。你虽然是个普通工人，但我们见你对人很热情很关心，你又和周处长熟悉，你到工地还特地来看过我们，我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来找你的。”

包安良听了点点头说：“我替你们到周处长处说说可以，但估计我人微言轻，就是去了可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人说：“没有关系，你只管替我们去说，成与不成我们不会怪你。总比不说的好，我们实在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才找你的。”

“包同志，”接着，两个小姑娘中一个较大的，头上带着血迹的那个，也求告地对包安良说：“包同志。刚刚我们砖瓦厂厂长，我们公社的老社长对你说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还有我们两个姐妹，也是这样的，我们公社林社长（也就是砖瓦厂厂长）知道我，我的爸爸在南洋，他去了多年，从来也没寄过钱来，解放前生下我们的弟弟后就出去了，我家现在还有一个爷爷，一个母亲，一个弟弟，本来全靠我和妹妹在工地上打工赚来的一点工钱生活。这下子我们俩姐妹在阳上全都殁了。我家的母亲和爷爷晚昨天到工地去找你们郑主任和那个劳资科叶科长，听说也只能给我们几百元钱，别的什么都不管了。我家这样上有老下有小，这以后的日子叫她们怎么过呀？我们俩个是再也回不去了。就是能回去也没有用场了，身体都残疾了，还有啥用场！求求你好心的包同志,白天蒙你来工地看我们，我们对你非常感激，就象我们老社长说的，你与市劳动局周处长熟悉，千万拜托你！求你向周处长约我们说一说，是不是给我们家的家人一口饭吃。要不然我们在地下也难以安心呀------”

接着是还有那两个青年也求他，说他上是家里的老大，上有父母下有弟妹，现在没了他无法生活的话。安良听了是既同情又无奈，他感到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帮他们。可是他们五个人，血污连拉地站在他前面流着泪求告过不停。安良听了他们的话向他们点点了头，说我去试试看吧。这五个人向他深深一鞠恭，一下就隐退了。

包安良醒来，天还墨黑。想起刚才的事，才知道他是做了一个梦。想起梦中的事，这五个人依稀就在眼前，他们说的话一言一语都还记得。这是他们来托梦给他呀！梦中怎么看见他们都像活着一样。可他对他们一点也不吓，这是他们来向他托梦诉苦来了呀！想想他们的情况，确实是叫人同情。但是他想到他现在还是个学徒，什么都不是，没有一点权力拿什么帮助他们呢？，也就是和周处长熟一点，他去讲一下可以，可是人家会不会听他的？虽然周处长——这个人很好，他也是从部队刚转业下来的。原是他在部队的老上级，但这是牵涉到政策的大事。是农民工和正式工的重在区别问题。顶替的事情能不能办成他是一点也没有把握。但是他们既然这样相信自己，他一定要去找周处长去说一说的了。

第二天包安良向培训厂里请了个假，到鹭江市劳动局的劳动局安全处去找周处长。他这个培训厂离周处长的劳动局也只有里把路，当时劳动局在市政府里面。劳动局的招待所他们刚从部队下来还未到工厂时住过一阵子，所以熟悉。走了一刻钟就到了。来到劳动局，给门岗说一下他要见周处长，那门岗说你进去好了。

他走进去见周处长这时正好坐着在看文件，见包安良来找他他很高兴，忙立起身来说“小包，难得你来，来来来，坐坐坐！”一面客气地招呼，一面还亲自倒茶给他喝。还说当年在部队里的同志，现在能在这里见到你们，感到很高兴。“我在这里工作，你是常来看我的几个战友其中之一，你有空应该常过来走走，咱们也好聊聊天呀！”

原来周处长当年在部队就是包安良所在的部队的，包安良在观通连当报务员时。周处长在团部当，周经常下去视察。当时包安良是观音岙观通站的先进人物，对他也很熟悉，那时包安良入党，提升为报务级长都经过他的手，他对包安良很是欣赏。本想把他提为军官。可是由于连里一些干部对包安良有看法，说包安良骄骄傲自大，不尊重领导，没有同意，结果把他调到炮团指挥排当报务员。也不久也调到炮团当，他们又碰到了。后来包安良复员了。不久也转业到地方工作。周处长被分配到市里的劳动局劳动保护处，而包安良这时已经到鹭江甘蔗化工厂当了电工。前天周处长来到出事故的鹭江甘蔗化工厂工地处理事故，又碰到了包安良。

包安良现在来到老首长的办公室，也就比较随便。他一屁股坐下来后任老首长替他倒水喝茶，他开门见山地问他们厂里砖瓦厂事件处理好了没有？周处长说还没有。说这椿事件不好处理。包安良问是不是责任没有弄清？周处长说：“是啊，工地说他们自己警惕性不高。这样破的工棚里，昨晚刚刮过大风，旁边围着的草披都吹掉了，当时就不应该再在里面工作。说那个砖瓦厂厂长自己也有责任。

包安良说：“可是我听工地上的人说：“他们知道厂房已经不牢了，但没有想到会突然倒塌呀！他们当时坚持在这样破烂的工棚里工作应当及时关心他们才是，厂里对他们平常不关心，现在厂房突然倒坍了，还说他们自己也有责任，建砖瓦厂是筹备处领导决定的。作为工厂领导出了事故都应该负责任的。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去呢？”

周处长说：“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你们厂的领导姿态不高。大概是死的人太多了，感到事故重大，害怕追究领导责任。”

安良说：“我还听说，对他们的抚恤就给一点钱，听说家属也不能顶替？”

周处长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他们不是固定工，是农民工，也就是说是临时工。临时工死了，只能以临时工办法来处理。这是体制的关系，厂里也无能为力。”

安良对周处长说：“我听说这五个农民工家里都还很困难，他们大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这样处理叫这些家属是接受不了的。”

周处长说：“谁说不是呢？是不公平呀！同样为厂里生产，固定工因公牺牲了可以顶替，可是农民工死了就不能顶替。给一些钱就了事，是不大合理。”

包安良说：“不是不大合理，是太不合理了！同样是人为什么要用两种方式对待呢？”

周处长说：“我给他们说过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