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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徐泽不敢做的事!其人跋扈如此,摆明朝廷治不了他的态度,让赵佶极度恐惧。
究竟是有什么底牌,令徐
泽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天子心中震怖,却不敢将此事公之于朝堂,
真要由臣子放开讨论,绝对会掀起轩然大波,将自己置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赵佶召来几位重臣,决定先小范围讨论此事。
不知道事出太急,皇帝忘了,
还是故意为之,天子居然没有召在家休养的公相蔡京。
武将带兵闹事,还闹得如此理直气壮,这是要上天了啊!
新晋少保c太宰兼门下侍郎郑居中抢先开口,弹劾登州知州王师中渎职。
称其人庸碌,出任登州数年,几次捅出好大篓子,
正是因为王师中无能,才致徐泽这类武臣无法无天,闹出如此大的乱子。
王师中昏聩软弱至此,丢尽了国朝士大夫的脸,
不惩办,不以平士心,泄民愤。
至于徐泽,只是个狂妄无脑的莽夫。
换一任强硬敢为的知州,遣衙吏,就可轻松捉拿此人。
郑居中此举明显是借机发难,试图继续打击蔡京一系,进一步扩充自己在朝堂的影响力。
天子心如明镜,不置可否。
少宰兼中书侍郎刘正夫时年五十有四,比蔡京小了整整十五岁,但身体极差。
才坐一会,就满头虚汗,只在郑居中发言后,说了三字“臣附议”。
此人能让赵佶记住,是当年蔡王府狱扩大化,涉案人犯不断攀咬,越抓越多,已经刹不住车了。
刘正夫入对,徐引“尺布斗粟”之谣以对出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喻兄弟间因利害冲突而不和。
替天子找到台阶解了围,于是解散其狱,“待蔡王如初”。
赵佶乃谓刘正夫曰:“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
实际上,此人并非什么道德君子,恰恰相反,也是个迎时上下,持禄养权之人。
蔡京出相后,刘正夫“欲附翼之”,多次跪舔。
老蔡罢相后,刘正夫又和郑居中暗中助其复相。
因其人与蔡京极其厌恶的刘逵走得极近,使得蔡太师虽赖其助,亦恶之。
但正是因为这点,才让皇帝决定任其为相。
见刘正夫身体确实不适,赵佶赶紧遣人送他回家。
知枢密院事邓洵武见郑居中和刘正夫都坚定倒蔡,皇帝却不表态。
自己不能再附议了,但又不想明确支持蔡京。
乃只论事,不论人。
先说此事终究只是徐泽一面之词,难免失于片面,
最好等其余当事人奏章送到,搞清楚状况,再做讨论。
而且,夏人刚陷泾原路靖夏城,
西军正在全力应对夏国,暂时难以调动大军。
这点正是赵佶担心的。
徐泽是诡计多端还能打硬仗的战将,其部又是经过平夷之战的强军。
真要是逼反了他,极有可能致京东两路糜烂。
稍有不慎,京畿也会动荡。
在没有把握拿下此獠之前,喊打喊杀,绝对是自找麻烦。
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先召宰执重臣,以控制知情范围。
中书侍郎侯蒙是京东东路密州高密人,密州和登州之间,仅隔着一个莱州。
其人更加在乎祖籍的稳定,对徐泽和登州的关注也更多。
侯蒙先是仔细分析徐泽任官以来的所作所为,认为此人虽然胆大妄为,行事无忌。
但也胸怀天下,关心民生,从没有做过残民之事,并非祸乱苍生的残暴之徒。
而后,侯蒙又强调辽国国灭指日可待,大宋北伐在即,境内也不安宁,正是用兵之际。
提议先稳住徐泽,既然他口口声声忧国忧民,那就正好以这点为由钳制此人。
待日后需要平难伐国时,动用大军时,再调徐泽部兵马。
若其人听调,则化害为利,登州危机自除;
若其人抗命,朝廷外挟大义以诛此贼,也能天下人心服口服。
赵佶心下稍安,重新恢复镇定。
尽管没有一个臣子给出立即除掉徐泽的意见,
但众人旗帜鲜明,认定徐泽是逆贼,必须除,这就已经足够了。
身为天子,自带大义。
只要还能牢牢掌控“公道人心”,就不用担心徐泽这类不知天高地厚的武夫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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