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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前面正堂,见来的宣诏使臣是自己的熟人,石全彬和刘永年。
刘永年正二十出头的年纪,身躯高大,膂力惊人,武艺出众。西北大胜,对他这样对武事感兴趣的年轻刺激犹大,每每恨不能身临其境,杀敌建功。此时见到徐平不由两眼放光。刘太后身后,他那一系的外戚已经烟消云,没有了外戚势力,刘永年只是一个自小长在赵祯身边,关系特别亲近的人而已。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他看作赵祯的义子,待以殊恩稀松平常。至于赵祯有没有跟他母亲有什么不明不白的关系,就不是徐平这种人去关心的了。天子无家事,那也是台谏词臣的事,与徐平无关。至于刘太后当政的时候,他家里亲戚跟徐平的那点矛盾,赵祯都能够不延及刘永年,徐平又有什么放不下的。
设置香案,行礼如仪,接了诏旨,大大出乎徐平意料。
离开西北的时候,徐平接到的任命的是参知政事,没想到行到洛阳城,改为了集贤殿大学士、同章书门下平章事,为次相。参知政事不一定是最后的任命徐平想得到,直接升次相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如此一来,两府宰执的变动就大了。
收好诏旨,徐平对石全彬和刘永年道:“二使数百里奔波,路上辛苦,且摆个宴席为你们接风。”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边的随从去取金银酬谢。
对官员来说拜相是绝大的事,要流水一样的赏钱发出去,几乎是见者有份。这是一直以来的旧例,徐平的家里又不差钱,两人高高兴兴地收了。
酒宴摆好,饮了两巡酒,徐平问二人:“为臣拜相,自然是天大之喜。出仕为官,谁不想着能有这一天?只是我做集贤相公,政事堂里变得就大了。”
刘永年嘴快,道:“李相公坚辞,去西北做了七路经略使。晏相公做了昭文相公,都护就做集贤相公,倒也没有大变。”
徐平吃了一惊,仔细问才明白,原来是李迪主动离开了政事堂,自请到西北去了。
都护府撤销,徐平回京,西北必须要有重臣坐镇,而且去的还不能是一般人。现在那几路的经略使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即使不管禁军不做帅臣了,也都是极能折腾的人物。王沿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在官员中都算杰出,可他在那几个人中,却也有些坐不住位子的感觉。范仲淹和韩琦自然不必说了,方偕是敢向朝廷提条件要大权,不答应就另请高明的人,吴遵路软硬不吃,谁的账都不买。徐平凭着自己的功绩和资历能压住他们,一走,西北就再没有一个能够让众人推服的主事人。
党项被灭,其地初定,这个时候必须有强力人物坐镇。这几个人能力没有问题,可凑到一起就有问题了,相互协作配合的事情往往定不下来。
能够压住他们的,朝里没有几个合适人选。范雍和夏竦在西北自己搞砸了,现在去没有人会理他们,晏殊又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算来算去,只剩下李迪和吕夷简了。李迪比吕夷简的年纪大许多,但身子却比他硬朗得多,没有办法,最后只有他去。
如此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徐平回京之后,要照顾两府的平衡。前线大胜,枢密院的声望大涨,权力在急速扩大,稳稳地与中书门下分庭抗礼。李迪在中书,能够跟枢密的吕夷简分庭抗礼,徐平在中书也同样能够如此。但如果让李迪和徐平一起在中书,就又要把枢密院压下去了,不利于后面的军改。为了让军改顺利,徐平回京,李迪应该走。
叹了口气,徐平觉得挺对不住李迪的。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跑到西北,稳定下来怎么也要两三年的时间。自己中进士,踏上官途,前期有些小挫折,但在升到中层之后,却一直受人提携。从最早的张知白,到后来的王曾,到现在的李迪,是他们把自己拉到了宰相的位子上去。
当年寇准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宰执,是因为宋太宗急于清理旧势力,特意扶持他们这些人,徐平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前面人才济济,赵祯也没有清理旧臣的想法,能够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做到宰相,还要超过寇准,真要感谢这些老臣。
内忧外患之下,大家纵然还有私心,但行事没有因私害公。从徐平入三司,大家通力协作之下,最终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前面的几位宰相如此,徐平突然有些怀疑自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宰相的责任来。到了宰相这个位子,就不仅仅是能做事就可以了,作为群臣领袖,宰相是要真地治天下的。
宋朝的相权,单论哪个宰相,相权并不强大。但把宰执加起来,相权就极重了,远大于秦汉之后各朝的相权。与士大夫共治下天,不是说说的,这是真正的制度。空前的中央集权之后,皇权和相权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矛盾有,合作更多。
两府现在的人事,首相晏殊明摆着就是备位的,他除了资历,没有可以压制徐平的地方。他自己想做个太平相公,徐平只要让他做太平相公就行,真正的担子在徐平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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