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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九,在宣府战事爆发、怀安卫城沦陷十天后,京城仍旧不知京畿周边发生了这么一场巨变,大明军事情报体系,似乎在一瞬间瘫痪。
九月三十日凌晨,一份从居庸关传来的紧急战报,送到通政使司,再从通政使司衙门送到文渊阁。
皇帝病重,很多战报都由内阁先行审阅,查看哪些战报相对重要,哪些战报无足轻重,挑重点交给皇帝审阅。
皇帝通常只是问上几句话,剩下的事则交给内阁和司礼监办理。
这次也不例外,这是一份关于西北宣府战事的奏报,上奏人是沈溪,但这次是在沈溪遭遇火绫兵马围困的情况下,抄小道几经辗转才送到京城,陈述土木堡内遭遇的困窘,因为当时沈溪所部与鞑靼人间的战事尚未开打,沈溪只是上陈战局,并未就具体的战果。
沈溪对在土木堡遭遇鞑靼数千骑兵追击之事,向朝廷做出详细说明,奏本经通政使司送到内阁,呈递到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手上,因为当天李东阳守夜,这份奏本他最先看到。
如果是谢迁票拟,多半不会怀疑,如果是出自沈溪的分析他还抱有谨慎态度,可现在是沈溪遭遇货真价实的鞑靼主力,沈溪甚至明确点出,鞑靼骑兵的领兵之将正是之前几次出使明朝京师,跟沈溪熟识的女将领火绫。
沈溪于行军时间、地点,撤兵时间点俱都阐述得很详细,甚至连鞑靼人进兵动向也说得一清二楚。
但可惜的是,这天守夜的内阁大学士是李东阳,李东阳对沈溪历来便持怀疑态度,以至于他根本不准备采信沈溪所奏。
当初沈溪跟谢迁所说,西北战事将会从延绥镇往宣府镇蔓延,甚至沈溪还提出鞑靼人出击的几个时间点,那时谢迁还用这个理由为沈溪进行开脱,却被李东阳毫不留情驳回,因为当时宣府镇以及周边军镇、要隘的奏报中并未提到遭遇大批鞑靼骑兵。
从那之后,就连谢迁对沈溪的信心也减少很多,而李东阳对沈溪的偏见也就愈深。
李东阳亲自问询兵部,沈溪若是畏怯不前,应该是何等罪名?
最后兵部告知的结果,此事应由皇帝定夺,毕竟已涉及到延绥巡抚这样正二品的高官,不是兵部或者刑部能随便处置,兵部侍郎熊绣的意思,若属实的话起码也是个革职查办,甚至有可能会被赐死。
李东阳从那之后,就觉得谢迁一定会为沈溪这个孙女婿支招,让沈溪渡过危难,结果才过了几天,沈溪的奏本中就提到遭遇鞑靼军队主力,这让李东阳从一开始就不信沈溪上奏之事。
换作别人,沈溪奏报的军国大事,无论正确与否都会呈递天子,因为涉及到大明江山社稷安危,谁也不敢马虎大意。
但李东阳却不同,李东阳出了名的“李公谋”,他想问题很周到很全面,平日最恼恨的就是边关将领虚张进犯北寇兵马数量,夸大战功,李东阳一向认为,若是遇到边塞战事奏报,涉及兵马数量,真实情况大概是奏报的两成,至于斩杀北寇数量则有可能被夸大十倍以上。
朝廷为了边塞安定,对于虚报功劳的事情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夸张,朝廷还是希望边军将领和士兵能继续为朝廷效命杀敌,斤斤计较无疑是挖自家墙角,朝廷对于边军将士的赏赐从来不会吝啬。
但偏偏,边将就利用这点来骗取朝廷的赏赐,甚至上下克扣,去九边当将领,虽然清苦了一些,但油水颇丰。
李东阳对此等事,一向深恶痛绝。
包括秦纮、朱晖等人,经常做出虚报功劳的事情,刘大夏更务实些,不会明目张胆做这等事,在李东阳看来,沈溪就不一定了。
既然沈溪现如今境况堪忧,随时会被朝廷降罪,很可能为了减轻或者抵消罪责,便虚报北夷兵马数量或者杀敌功劳,以换取朝廷对他的宽恕。
李东阳详细看过奏报,沈溪呈奏鞑靼骑兵数量为四千骑左右,李东阳想象为大概遭遇一二百鞑靼游骑,至于沈溪说被困土木堡,李东阳认为沈溪只是躲避土木堡中,以六千兵马之数不敢与鞑靼散兵游勇正面一战。
至于沈溪提出让朝廷增派援军,在李东阳看来更是扯淡。
如今九边最紧张的地方,是宁夏镇周边,刘大夏如今正领兵光复延绥镇,这是在完成钦命延绥巡抚沈溪的差事,事件的另外一位主人公,这会儿却不思进取,居然留守后方,跟朝廷奏报说什么宣府镇遭遇鞑靼中军主力。
刘大夏说鞑靼主力在宁夏镇周边,而沈溪则说鞑靼中军出现在宣府,二者相隔太远。
若让李东阳选择,自然会相信刘大夏所言,在他看来,沈溪明显是因为畏战才留在宣府,如今提出宣府有鞑子主力,那是在推卸责任,反倒是刘大夏正领兵在延绥镇跟鞑靼主力血拼,李东阳觉得更为靠谱。
“李大学士,您忙碌一夜,该休息一下了……需要用早餐吗?”一名太监过来问道。
李东阳稍稍抬手摆了摆:“手中有重要票拟,且先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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