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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劝道:“于乔,切勿心急,想来萧公公也并非是有要追究之意。”
萧敬连忙解释:“是啊是啊,谢阁老,沈大人在西北确实为大明立下功勋,我为他请功还来不及,怎会追究他的罪责?只是此事朝廷总要拿出个说法,陛下那边正在等着传信,诸位大人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
在司礼监多年,萧敬对于大明这些文臣的习惯早就一清二楚,有事一退六二五,没事打哈哈,自然而然就可以把小事复杂化,又或者将大事简单化。
萧敬发现自己不但要对皇帝鞠躬尽瘁,还要在这些重臣面前陪笑说和,当个日理万机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对他这样对权力无心之人,确实是一种巨大的煎熬。
萧敬从未有过争夺权力的野心,只希望平平淡淡过日子,只因他在皇宫中声望崇高,才被弘治皇帝委以重任。
马文升插话:“老朽看来,不如这般,传令土木堡,命沈溪即刻撤兵居庸关,同时加强居庸关戒备,令沈溪部可凭据居庸关防守!”
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严格说起来,这根本就是场面话,谁都知道现在宣府的状况,沈溪固守土木堡待援,根本已失去突围的能力。在这些大臣看来,土木堡不具备驻守的条件,那让沈溪继续留在土木堡就有推沈溪送死的嫌疑。
但让沈溪突围,沈溪死得更快。
这不是说马文升准备催沈溪去送死,因为朝廷的军令未必能送进土木堡,沈溪连军令都领不到,谈什么遵从?
张懋瞥了马文升一眼,神色好似在说:“真是‘高招’,你怎么不自己去传达军令?如果派出的援军能收回来,就没这么多麻烦了,就怕这路兵马最后也要折损在土木堡,却无法延缓鞑靼人前进的步伐。”
刘健作为内阁首辅,适时发话:“西北形势急转直下,如今最着紧的是镇守京师和紫荆关、居庸关,北寇兵马必分兵多路奇袭长城内关和京畿重地,若是可坚持到寒冬到来,北寇兵马自然撤去,危机当可解除。”
“要做到持久作战,则必须加强京师九门戒备,传召各处勤王兵马火速向京师进发,与北寇一战!”
又是避重就轻的废话,关注的焦点不是怎么将沈溪征调出去的兵马讨回来,而是转移到京畿防务——借给别人的兵马或许能收回,去了土木堡基本是有借无还,在鞑靼势不可挡的兵锋下,借出多少兵马都属于“打水漂”。
其实刘健这种态度很务实,兵马调都调了,土木堡朝廷也决定选择性放弃,你说什么也没用,与其追究责任,不如先商讨下一步兵马调度的问题,现在追究沈溪也没法把他押回来受审,想要追究李频的责任还指望熟悉地形的李频在居庸关死守。
阵前不宜换将,这个节骨眼儿上想追究责任意义不大,论功请赏更是无稽之谈,如此一来自然应该把这件事暂时忘掉,甚至对皇帝也别提,免得听了上火。
一退六二五,老思路,老战术,甚至不能算是旧瓶新装,干脆就是圆滑世故的老臣应该做出的选择。
萧敬一听这话,立马受到启发……他的心态跟刘健无太大区别,息事宁人是其最大的特点。萧敬连忙道:“那此事,暂且不议?”
谢迁有些不满:“之前怕误事,不肯给沈溪小儿调拨兵马,如今兵马都已调往土木堡,虽只有两千余众,但也未必不能力挽狂澜,为何不继续增派?”
虽说朝廷上下现在对谢迁敬佩有加,但他的提议却很难得到旁人的赞同。
谢迁想要设法营救沈溪,跟马文升两票对五票,无法扭转其他重臣的观点,别人也不会给他这机会,因为权贵们最着紧的是保住他们的身家性命,京师安危排在了第一位。
至于京师之外的事情,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列。
李东阳道:“兵部刘尚书的兵马,也该早些征调回撤,若行军及时,紫荆关和居庸关左近之地尚且可具备一战之力,否则只能以京师为最后防线,与北寇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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