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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商社的对手,出在海上。
从隆庆末年高务实建设天津私港算起,到如今已经有将近八年时间了,在这八年里,高务实再次让世人见识了点金手的神奇——甚至不止一次。
首先是天津港的崛起让人瞠目结舌。原本按照旁人想来,所谓漕、海并行,无非是把一部分漕运无法完成的任务转到海上,而漕运本来就是个亏本买卖,所以海运那边也应该是无利可图的。
漕运是不是亏本买卖?肯定是,这一点高务实清楚得很,他前世闲暇时看过关于明朝漕运的几本专著,通通都认为漕运肯定是亏本买卖,而且有详细的数据支撑。
其实大明的漕运,本身就不是一个盈利性的事业,大明朝廷也从来没有把成本问题当做大事来看待。
比如就漕粮来说,尽管为了运输而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但朝廷仍然不时以低于初始的价格在京城市面上出售粮食,这难道是在从成本方面考虑问题吗?显然不是,这是从京畿地区统治稳定的角度考虑问题。
劳力的消耗,尤其是维持漕河河道的劳力消耗,常常不在漕运当局的考虑之列。事实上,在全国上下竭尽全力把粮食运到北方的同时,私商却在淮河地区、湖广地区把粮食运到南方。
高务实对于漕运问题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本专著里曾说:“1632年,户部尚书上奏明廷报告说,大量以实物缴纳的税收还未征收上来;其中包括清单上由苏州缴纳的蜂蜜,它的价值还不到28两银子。这份上奏是在全国纳税欠款超过1700万两银子的情况下提交的。
此外,钱币流通渠道也能反映出缺乏系统管理。1592年,北京所属宛平县向中央政府规定的27个兵站和机构(其中一些坐落在长城上)交货。可是,全部物品所值不到2000两银子;其中一些物品所含价值不到50两,有一些甚至只有一、二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在漕河管理问题上,明代官僚同样设置了许多成本大、浪费多的程序。”
漕河也就是大运河,本身是一条人造河流,它的运作效率,不但同黄河的含沙量、高邮湖的水位和华北的冰冻季节有密切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时人的看法及对种种问题的反映。
漕河占有突出地位并一直是唯一向京城运输的干线,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漕河上运输的物品数量及品种如何?如何管理漕河?怎样才能不亏本?
高务实很清楚,真正决定这一系列问题的,其实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主导朝廷的思想观念。
但高务实暂时还搞不定这个问题,别说他现在只是区区一个举人,就算他现在成了首辅都不行。要搞定这个问题,他不仅需要成为首辅,还需要皇帝的全力支持,还需要有一大堆的门生故吏、政治盟友,甚至还需要在士林之中拥有崇高的声望,否则根本无法应对朝野上下的反对之声。
所以,他只能先避重就轻地把一部分漕运功能转移到海上——这还是靠着当初高拱这个支持开海的首辅三伯才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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