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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高务实搞的水泥问世,大明已经逐渐接受了水泥这种新型建筑材料,这几年来,光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大同边墙整修、蓟北边墙整修等工程都大量运用到了水泥。而河工方面也同样如此,连续数年都大量购入水泥,用于加固关键河段以及新挖河段。
按照魏学曾和高务实交底所言,光是今年一年,河工方面用来购入水泥的款项就达到二十七万两,而本年河工的朝廷总拨款也只有七十一万两,购入水泥的花费占比达到了38%之多。
这就很好理解魏学曾为此来找高务实商议赊账的事宜了——工部尚书魏学曾与河总潘季驯都是高拱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许敢于将其他款项延后拨付,但对于京华水泥的货款,未经高务实同意,他们肯定不敢随意延后,这太影响内部团结了。
不过,既然是内部,相对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私下商议,于是就有了魏学曾今日之行。
高务实知道,京华水泥厂的水泥卖得其实是挺贵的,他并没有因为要“支援国家建设”就在这方面自己压价。高务实的思路一直都是希望大明朝廷建立起有效可行的新财政体系,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范围下完成国家的各项工程,而不是他高某人从头到尾学**。
他说自己愿意缴税,这是心里话,因为在他看来缴税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国家给于的良好商业环境,商人怎么可能取得好的利润率?好比一旦国家动荡,或许有部分商人能发财,但更多的商人肯定只能破产,这就是商业大环境的影响。
但缴税归缴税,正常的商业行为却不该被扭曲——当然在大明,扭曲的东西太多了,倒也不差这一块。比方说历史上万历三大征,很多后世之人都知道,那三场仗户部根本没有投多少钱进去,主要是靠万历帝的内帑在支撑。
事实上这种国家层面的战争,户部出军费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
还有万历中后期的各种因灾免税,免来免去也是内帑帮忙出钱,万历甚至不得不下诏警告户部“不要单恃内帑”。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财政制度扭曲:地方不肯收税——户部没钱所以不肯出钱——皇帝拿内帑补贴国用——内帑没钱所以广派中官收取矿税(商税为主)——地方上疏骂皇帝贪财——皇帝批评户部不作为并继续收矿税——地方越不肯缴税。
如此循环往复,局面越来越糟,地方官员觉得皇帝贪婪成性,皇帝也嫌这些官员屁用没有,于是整个国家大局越来越差,皇帝也越来越不待见这些官员。
说到底,关键还是官员觉得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哪怕是朝廷缺钱,不够了也得你皇帝掏腰包补上。而皇帝觉得你们光知道说这里要减税,那里要减税,减来减去户部穷得老鼠都不肯去,一旦国家有事,一个大子都拿不出来,尽要朕自掏腰包?朕难道会法术,无中生有便拿得出真金白银来?那行,收税这件事你们干脆就别管了,朕自己派家奴去收!
而太监们到了地方,除了肯定要完成皇帝交待的任务之外,当然也还得自己捞一笔“辛苦费”,于是压榨地方那也是常有的。这时候再加上地方官府的冷眼旁观甚至暗中怂恿,地方上闹出对抗矿监的乱子又有什么好奇怪?
说穿了,就是八个字:自私自利,权责不分。自私自利主要指官员,权责不分倒是可以怪万历自己——连带他的祖宗们。大明朝这么多年,居然没有一个皇帝觉得这套财政体系有问题,该改革!
在万历之前的皇帝们,竟然大多没有认识到税收不起来是件十分要命的事,到了万历,他其实还稍微“进步”了一点,认识到了钱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为不管办什么事,都得要有钱。只是他也没从制度上想办法,只能靠着“不要脸”去捞钱补贴这个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历史上的万历“贪财”到了什么程度?有些商人竟敢身穿明黄服饰,而有官员报告给万历的时候,万历居然说:只要他们交钱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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