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无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第201章 拥与叛(上),大明元辅,云无风,新笔趣阁),接着再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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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兄弟二人各守一门?”曹簠闻言哈哈大笑:“这算哪门子妙计?”

戚金也觉得不可思议,皱眉道:“总戎言之有理,这算什么计策,依我看连正常应对都谈不上。”

麻承勋虽然出身宣大将门,但他少年时其实是跟随马芳历练出来的,长于骑兵而非步兵作战,属于大明九边比较少见的攻击型将领,对于守城反而不那么擅长。因此他听得这番话之后不禁有些意外,问道:“这是为何?哦,我是说为何连正常应对都算不上?”

戚金也知道麻承勋是骑将,于是回答道:“麻参戎,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既然已经颇为怀疑,但现在又不得不借重他手头的兵力来守城,那么通常而言,就更不该将舒尔哈齐单独用于一方。

若换做我是努尔哈赤,此时此刻最应该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尽量将舒尔哈齐的兵力分散,绝不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二是将舒尔哈齐本人牢牢栓在自己身边,不让他有单独行事的机会。

那么具体到此次守城,则必然是我与舒尔哈齐联手坐镇赫图阿拉的中心位置,东、南二城门分别交给麾下大将额亦都与安费扬古去守。舒尔哈齐麾下亦有四员大将,分别为乌尔坤、纳齐布以及常书、扬书兄弟,则使此四人为额亦都、安费扬古之副,分别支开。

如此,舒尔哈齐虽有三千兵马,然分驻两门,又有额亦都、安费扬古领命坐镇,虽势大,不难制也。

而我本人则只需看住舒尔哈齐,让他无法对两门之兵传令,则乌尔坤等人既无名义作乱,又担忧其主安危,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如是,则舒尔哈齐这三千大军便如我亲掌一般,何其善耶?”

麻承勋恍然道:“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戚参戎言之有理。”这就是进攻型骑兵将领和防守型步兵将领思维的不同。

按照麻承勋的习惯思维,则大家麾下都是骑兵,又在野外作战,那么额亦都与安费扬古绝对看不住乌尔坤等人。

道理很简单:乌尔坤等人若是铁了心要带着手下脱离,额亦都与安费扬古必不敢深追——曼古歹战术的特点就在这里,前面的人往背后射箭,后面的人追过去只能挨射,还手什么的纯属痴心妄想,因为根本射不到人。这是个相对速度的问题。

戚金的思维则很符合守城的情况,这个就不必解释了。

现在戚金把道理摊开来说明白了,曹簠便做了个总结,道:“所以简而言之,努尔哈赤这么做,要么是愚蠢少智,要么是别有居心。”

麻承勋一想,努尔哈赤既成功伏击过自己,又使诈击败了李成梁,这么一个人,怎么也不至于愚蠢少智。换句话说,他这样做无非就是别有居心了。

“可这消息是舒尔哈齐送来的。”麻承勋皱眉思索着道:“眼下战局分明,努尔哈赤已经是瓮中之鳖,标下很难相信此时此刻的舒尔哈齐反而打算要为努尔哈赤尽忠陪葬。”

戚金沉吟着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努尔哈赤临时许给了舒尔哈齐特别大的好处,舒尔哈齐见利忘义,又和努尔哈赤站到一边去了?”

这次曹簠没有立刻作答,只是露出一脸深思的表情来。

实际上曹簠自己是有这种怀疑的,然而此前高务实给他的数封密函之中所表达的意思都很明确,高务实认为舒尔哈齐不会和努尔哈赤长期同心同德,迟早是要闹翻的,而大明只要对舒尔哈齐多使点劲,这个闹翻的时间就一定会越发提前。

高务实一贯不是靠直觉支配自己的行动,甚至未必全凭“历史证明”,他的决定必然是经过详细的推断才得出来的,有关“舒尔哈齐迟早要与努尔哈赤闹翻”这个结论也是一样,主要出自于他自己的推论。

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囚杀,这是后世中外史家基本公认的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大多认为舒尔哈齐死于与其兄努尔哈赤的权力之争。

高务实原本也同意这个观点,但当他身处大明这么多年并且出任过一段时间的辽抚之后,却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现在认为舒尔哈齐兄弟之争,决不单是统治阶级内部规律性悲剧的重演豆箕相煎、同室操戈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拥明”与“叛明”两种思想碰撞下产生的政治斗争。

由于努尔哈赤自己搞出过“七大恨”,他的叛明思想就不必细说了,因此高务实推论的第一点,是拥明派的社会基础和“舒尔哈齐拥明派”的形成。

高务实为此仔细回忆过自己当初看过的史书,发现在努尔哈赤起兵的早期记载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间题,那就是努尔哈赤各种实录的纂修者,均浓墨重彩描绘出一幅幅“太祖”屡遭族人、仇人暗害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从其起兵后的第二个月起,到翌年五月止,暗杀事件的记载就达五起之多。后世史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女真族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固有现象。但高务实认为,此说只是注意了事物的内部发展性,而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清太祖实录的纂修者对此冠之为“忌上英武”,而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即六祖子孙和仇人的暗害活动,为什么恰恰发生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后?这是巧合,还是有深远的历史背景?

《满洲实录》中作出过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万历十一年,当努尔哈赤向大明边臣索要尼堪外兰时,“明边臣日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又赐以都督勒书,事已毕矣。今后如是,吾即助尼堪外兰筑城嘉班,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

这则记载初看很平常,细看则会发现,其说明“国人信之”的是明朝的号令,国人拥戴的是明朝指定的首领。正因如此,“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尼堪外兰”。换句话说,他们都作出了与“国人”相同的政治选择。

由此可见,大明皇帝“天下共主”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这种世代因袭的、传统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思想上难于逾越的藩篱,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甚至连努尔哈赤本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敢公开打出反明的旗帜。

其子皇太极在四十年后的天聪八年七月,在致书大明崇祯帝时,也依然承认“满洲原系属国,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这其实是大明维护全国统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女真族内部拥明派的思想基础。

所以,当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后,颇以难觅知音为苦,政治上的盟友一经人以明廷的是非相开导,马上就是“遂背约不赴”。

尤为“不幸”的是,努尔哈赤早期唯一的主要支持者、妹夫噶哈善,也为族人所杀。当努尔哈赤欲集众收其骸骨时,诸族昆弟竟“无一人往”,努尔哈赤成了“诸族皆仇”、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真实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明朝承袭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后,在中枢与地方少民的统属关系方面,采取了“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的政策。

这种以各部酋长统摄其族的措施,一方面能使诸部自相统属,主持本部事务、发展本部经济,收到“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的实效;另一方面却形成了“每村每寨为主,每族为长”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分散于各地的地方势力集团。

这些集团通过获得明廷的敕书,享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权益,于是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又将他们与明朝的统治紧密地连结起来,因此任何改变这种现状的努力,势必遭到激烈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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