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 天命难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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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有个特点，就如太极阴阳鱼一样，总能把一件事看出正反两面。汉人常说“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可与此同时，汉人又有一说，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亦或者“天命难违”。

努尔哈赤坚持“事在人为”，心里想的大概是“人定胜天”，不过在原历史上，当他自立反明之后，却又以“天命汗”自居。可见不管是谁，随着自己的身份的转变，思想、立场等也会随之变化。后世人所谓屠龙者终成恶龙，大抵便是这般道理。

但此时的努尔哈赤还远远谈不上恶龙，甚至未必称得上屠龙者。他不过是在龙威笼罩之下既战战兢兢又想方设法猥琐发育的区区“虏酋”罢了。若不是建州兵能战，甚至在虏酋里都排不到太靠前的位置。

五万丁口，能有多大能耐！

而原历史上的努尔哈赤是怎么凑足人口的？有两个关键：一是女真统一战争的胜利，让努尔哈赤把女真各部的人口全部纳入麾下，当时女真总人口大概在八十七万左右，虽然在统一战争之中损失掉了一些，但剩下六十万应该有。

二是大明自己送给女真很多人口。这件事的关键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高淮乱辽”事件。当时李成梁二度镇辽，而大明因为三大征的巨大损耗，朱翊钧开始到处私派矿税太监，高淮就是被派往辽东的那个。

此人在辽东横征暴敛、乱搞一气，而李成梁非但不制止，还与高淮同流合污，最终闹得大批辽东汉人无奈投靠女真，其中建州尤多。多到什么程度？当时努尔哈赤建都界藩城，“城外汉人男女络绎往来，半于胡”——汉人占了一半。

到了皇太极时期，他更加重视人口问题。从他继位到驾崩，十七年间五次入关侵入大明内地，每一次都以掠夺人口财物为主要目的，甚至明确下令“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劫掠”。

如崇祯九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

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四月凯旋。

崇祯十五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最终打到山东兖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

所以说，女真人口不足的问题，一直被后金、鞑清高层当做关键大事在重视，而掠夺汉人则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

相比于直接的军事征服，高务实更希望解决根本问题。如对辽东女真的统治或说羁縻，高务实就一贯认为“打铁需得自身硬”，如果单凭辽东本地的实力就能碾压女真全族，何至于会搞成历史上那样？

改革盐场也好，兴办铁厂也罢，这都是在强化“装备”，属于外力。更关键的其实还是内力，也就是人。要知道，此刻辽东的汉人也不过就是百余万上下，面对现在诸部争雄的女真还能分而治之，万一女真要真是统一了，辽东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绝对优势。

所以这次高务实在决定要把建州女真再次分割为左右两卫的同时，也在考虑另一个更加根源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向辽东疏散人口，既缓解内地的土地兼并问题，又夯实辽东本身的统治能力？

他在传令给高逸民之前曾经反复推敲、仔细论证，认为这么做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效或许不如清末民初“闯关东”那样成功。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大明接手的大元基本盘，是满目苍夷，百业待兴的。当时整个北中国在元末几十年的韩宋起义，群雄拉锯的情况下已然是打成了一片废墟，连陕西山西等传统中原汉地都已经成了原始森林，更别提千里之外的辽东半岛。

由此，在初步统一中国后，大明开始了中国移民史上最后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某种意义上来说，洪武大移民可以算是汉唐以降，汉族对传统汉族地区的再殖民化以及再次实土化。

在大明建国之前，唐末五代之后，汉族在这段衰落低潮时期，表现得实在难堪：丢了燕云，丢了河南，丢了河北，丢了河西，丢了宁夏，丢了河套，丢了越南……到最后衣冠南渡，依旧难逃，蒙古大军的旗帜甚至插到了爪哇岛，让人情何以堪！

而在东北，在公元四世纪西晋开始，就丢了两汉时期的朝鲜四郡，也丢了辽东。除了初唐时期短暂的军事占领之外，安东都护府一撤再撤，从平壤撤到辽东，再从辽东撤到辽西。

盛唐开元初年时，太宗、高宗两代人的心血便付之东流，灭亡高句丽的成果被新罗窃取不谈，辽东亦成为渤海国的势力范围。再后来安史之乱，连河北三镇都不能控制的大唐，又谈什么复辽东，金瓯全？

以上这些时间加起来看，辽东这片土地，汉族中原王朝大概已经丢失一千多年。

当大明军队克复燕云，水陆两道再次登上辽东之时的的感触，恐怕不比“西域一别一千年，再见已是伊sl”的物是人非差多少了。而大明，就是在面对阔别一千多年的汉唐故土，在毫无统治基础条件下，开始了对东北的经营。

事实上在明初，洪武年间不仅对辽东进行驻军，也同时进行了移民。移民主要以军队、流放的犯人、罪官为主，大体上跟汉唐对西域的经营类似。

然而情况很奇怪，直到到万历末年，努尔哈齐起兵前，辽东人口的增长幅度一直不大，甚至在某些时期不升反降。高务实觉得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辽东自古以来生存条件恶劣，明初时人就直言不讳的说辽东三面皆敌，女真、朝鲜、蒙古环绕，一定是兵戈不断。

二是卫所军屯制度在宣德以来的崩坏，世袭军官吞并屯田，喝兵血，吃空饷，士兵大量逃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三是永乐年撤大宁，宣德年撤开平(高务实现在的开平就是这个开平撤过来的)，再经历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由积极防御乃至主动进攻的国防政策变为消极防御。辽东与中原的联系在嘉靖年间，北方蒙古诸部彻底在漠南站稳脚跟后，路上通道事实上只有辽西走廊，辽东失去屏障，间接成为孤地。再由于辽东凹字边墙修建，其战略空间也被锁死在半岛。

四是终大明一世，即使在强势的洪宣时代，也未能真正如同鞑清一般统治蒙古，双方一直处于且战且和，若即若离的关系，由此辽东岁岁有战，岁岁不宁。

五是辽东在大明迁都北京后，彻底定位成为京师吸收伤害的缓冲区，加剧了辽东四战之地的情况。

回到明初辽东，前面说明初辽东的环境，三面环敌，女真、朝鲜、蒙古，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由此大明当时对于东北的经营也是针对这三者的行动。

在洪武时期，朱元璋一度打算重设元朝辽阳行省，直接实控东北，但是随着北元昭宗继位，不仅联合了西北元朝宗王，而且联合王宝宝部，在漠北站稳脚跟，同时与大明在漠南进行拉锯、拆塔等中小规模战争；在东北，北元所属呐哈出屯兵二十万，对明辽东虎视眈眈。

对此，朱元璋在巩固和发展了明朝在北方的国防，坚壁肃野，通过北方五省移民，休养生息，有所恢复后，便在此基础上不断派遣大将对北元进行扫北清漠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