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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恭敬,再次让朱敬伦意外了一下,日本人服从性本来就强,日本的等级意识比中国还强。
所以朱敬伦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些日本人在面对朱敬伦的时候,他们从心里接受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既然他们心里认为朱敬伦的地位比他们高,他们对磕头也就无所谓了,这时代的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其实都对磕头没什么在意,前提是对方地位得比自己高。
有传言说,后来在慈禧太后时代,满清派去俄国给俄国沙皇登基庆贺的使臣,就在公开场合给沙皇磕头呢,面对西方人的嘲笑,这些人反而嘲讽西方人不懂礼数呢。
朱敬伦再次请日本人坐下。
一行一共五人,萨摩藩的人不在,显然他们幕府派来的藩士排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萨摩藩人。
大隈总裁来了,佐野副总裁也来了,山高信离和关则明清也来了,显然这些人都是代表各自的番国,而涩泽荣一也来了,他是德川家的家臣,他的身份有资格来拜见大明的皇帝。
既然知道这些人不负有外交使命,朱敬伦也就随便跟他们聊聊,他打算听听这些后来明治维新时代的精英的思想。
一番交谈过后,发现这些日本人对西方的了解还很肤浅,见识还很稚嫩,但是他们纷纷表示想要留在西方学习,这点精神倒是值得学习。
让人舒服的是,这些人都有很深厚的汉学功底,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懂汉语,但是汉字全都会写,他们自己备了纸笔,直接将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写在纸上,是为笔谈。
跟日本人一席话之后,朱敬伦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些日本人除了涩泽荣一之外,全都是日本的武士,包括涩泽荣一虽然他出身农民家庭,可是已经被德川家收做了家臣,其实也已经是武士身份。
不一样的是,其他四个人的武士印迹和文化传统更深。
日本也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可是他们的士跟中国的士不一样,他们的是武士,中国的是文士,当然日本人自己是不可能诞生出这种文化传统的,他们的武士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从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从日本武士身上,应该能看到宋朝之前文物结合的中国士大夫的身影。
所以说武士就是日本的士大夫阶层,不一样的是,这些武士除了识文断字之外,他们还会舞刀弄剑,军事色彩更重。
他们跟朱敬伦的谈论过程中,主要体现的还是他们的学识,而不是武人的一面,或者说他们的武士文化中,本身就带有人文文化,是文武一体,就好像学六艺时代的儒生。
朱敬伦受到的一大启发是,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晚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首先日本明治维新的这些武士比李鸿章等洋务派更加开放,更加乐意学习,这是精神层面的,他们未必有李鸿章等人的个人能力强,可是他们是一群肯放下身段学习的人;第二日本的明治维新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武士手中,尽管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阶层,可是明治政府的各级官员却全都旧武士,而且大都是维新派的旧武士。
换句话说,日本明治维新,始终都掌握在一群精英的手中,不是掌握在农民手中,不是掌握在商人手中,依然是在武士手中。
在国家转型期间,精英的参与程度十分重要,具体原因不用多少,精英掌握治国经验就是一条重要因素,翻开人类历史,就能知道精英的参与度有多重要。可以说,凡是旧精英参与程度越深的变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革的过程就更平稳,变革产生的代价就越小。
英国从封建时代转向资本时代,最大的灾难是爆发了一次议会跟国王的战争,经过克伦威尔专制之后,权力很快就回到了大贵族手中,之后他们就平稳的迎来了光荣革命,之后在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社会问题,都没有发生动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权力始终掌握在精英手中。
但是转型势必意味这权力的转变,英国人是如何面对旧贵族权力失落,而资产阶级权力加强的呢,他们产生了一个阶层,名叫新贵族,所谓新贵族,就是经营资本产业的那群人,其中很多以资本家的身份晋升为贵族,但还有很多是贵族直接创办了资本企业,可以说新贵族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混血的产物。
给新型资本金以贵族身份,旧贵族转变成资本家,英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实是这些转型的权力阶层推动的,所以平稳。
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的容克贵族,容克贵族直接创办企业,或者企业家成为容克贵族,比如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因为跟军事集团的紧密结合,也得到爵位,被容克地主阶级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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