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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说过,和平主义在30年代的英国属于政治正确,不容任何人站出来反对。

因此,包括铁血主战的丘吉尔在内,也必须是“和平主义者”,至少要标榜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如果达成世界和平?

英国人分成两派。

一派叫做“可战派”。以丘吉尔和艾德礼(工党领袖)为代表,他们认为反对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包括最后使用军事力量,相关团体为“国联协会”(LNU)。

一派叫做“弃战派”。以兰斯伯里和道森(《泰晤士报》主编)为代表,他们谴责和反对一切战争,面对危机冲突,主张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相关团体为“和平誓约联盟”(PPU)。

到了30年代中期,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剧烈,彼此之间不断争夺会员、资金和支持者。

搞笑的是,他们使用的手段大同小异,即通过媒体用战争来恐吓民众,导致英国老百姓越来越惧怕战争。后来张伯伦竞选首相时提出的口号,干脆就叫“投张伯伦一票,就多了一份和平”。

周赫煊在伦敦大学的讲座内容,就好像是给英国的“和平主义者”们提供了弹药,他们又有了战争恐吓的新鲜材料。

其中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最为积极,这两份报纸挑选最惨烈的几张屠杀照片,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来刊登图片。他们不断的强调战争只能带来死亡,谴责日本停止对华侵略,同时又号召英国人民支持“和平运动”。

于此同时,在地方选举当中挫败的保守党,也拿日本侵华屠杀来攻击工党,指责日本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是源自于工党执政期间的纵容。工党同样拿此事来反击,说保守党的妥协外交政策,才是酿成日本武力扩张的罪魁祸首。

周赫煊的这趟伦敦之行,显然同时卷入了英国“可战派”和“弃战派”,以及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旋涡。

英国最大的反战团体“国联协会”(可战派),以及刚刚成立就气势如虹的“和平誓约联盟”(弃战派),不约而同的向周赫煊发出邀请,希望周赫煊能够参加他们组织的公众演讲。

毫无疑问,周赫煊的反战讲座,已经触碰到英国人最敏感的G点。

整个十月份,周赫煊就在演讲和讲学当中度过。他这次学聪明了,只是不断的重复反战与和平,并不透露自己站在哪一边,更不会傻到说什么“以战争求和平”。至于“反法西斯”论调,周赫煊更是提都不敢提,不然肯定会惹怒“弃战派”。

于是,“可战派”和“弃战派”对周赫煊更加尊重,千方百计的想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

英国保守党也频频邀请周赫煊参加酒会,希望周赫煊帮忙拉地方选票,想要蹭蹭热点来刷民众好感度。

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周赫煊先生仅在1935年10月,就在英国各地进行了8堂学术讲座、16场公开演讲,应邀出席了13次私人酒会。

再加上报纸媒体的疯狂宣传,周赫煊简直在英国都封神了,被誉为“来自东方的和平斗士”。

周赫煊的《菊与刀》,以及介绍甲午战争的《龙旗翻卷之下》,一下子炒冷饭在英国成为畅销书。在这两本书的宣传下,英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坏到了极点,普遍认为那是一个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国家。

《泰晤士报》再适时抛出中国白银危机,并分析了英国插手能得到的好处,立即就获得英国民众的广泛认可。

……

10月下旬,周赫煊在英国各地转了一圈,再次回到雾都伦敦。

周末。

上午十点。

特拉法尔加广场。

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汇聚于此,等待着聆听周赫煊的演讲。这次没有谁花钱雇人撑场面,报纸上一刊登演讲消息,无数市民就自发跑来了。

“滴滴!”

汽车鸣笛声响起,人群自发的让开一条通道。

四位荷枪骑警在前面开路,他们跨着雪白的高头大马,其中一人猛地的吹着哨子。后边是一辆加长宾利防弹轿车,坐着周赫煊、张乐怡、于珮琛和孙永振。再后面是十多个街头警察,他们挥舞着木制警棍,任务是维持现场秩序。

到了广场南段的纳尔逊纪念柱,四位骑警突然下马,街头警察则护送着周赫煊等人前往广场中心。

周赫煊从53米高的纪念柱下走过,他突然转身,对着纪念柱脱帽敬礼,张乐怡等人也跟着鞠躬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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