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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太平时代的事业(考古),现时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至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这段话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和沈从文谈起考古(主要为考察古建筑)时所说的。
林徽因得的是肺结核病,历史上,她住在李庄的六年几乎都在卧床。即便如此,她还拖着病体帮梁思成和金岳霖查阅资料,甚至《中国建造史》一书有部分内容直接就是林徽因执笔的。
而梁思成也不轻松,他从昆明出发的时候感染破伤风,治愈后又前往重庆为营造学社筹集经费,一路奔波辛劳终于在李庄跟病重的妻子汇合。到李庄以后,梁思成又犯了腰背上的疾病,不能躺也不能坐,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只能站着做研究。
事实上,夫妻俩在离开昆明之前就生活窘迫了。梁思成写信给费正清索要美国杂志,而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索要一些旧衣服,谈到这种情况,梁思成在信中自嘲道:“看来我们已实实在在沦为乞丐了。”
网上黑林徽因是绿茶的朋友,不知道是否真了解她一生的事迹。只她在抗战前后的表现,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即便没有抗战,一个弱女子拖着病体,数年如一日的翻山越岭考察古建筑,没有大毅力根本坚持不下来。
留芬饭馆。
梁思成搀扶着林徽因进来,感激道:“明诚兄,多谢你的帮助。”
“一点小忙而已,”周赫煊责怪道,“思成兄,你前段时间去重庆筹款的时候,怎么不来找我?怎么说我也算是任公的门生弟子。”
梁思成苦笑着解释:“我在重庆筹钱的时候,你还在美国没有回来,就不好意思去周公馆打扰嫂子们。”
周赫煊又问林徽因:“林先生感觉好些了吗?”
林徽因说:“服用磺胺以后退烧很快,现在额头只有点微烫了。”
周赫煊道:“现在磺胺属于政府管控物资,我这个药厂老板也拿不出太多。我打算每个季度给同济医学院捐一批,你需要用药时就去同济大学拿,他们会特别为你留一份。”
金岳霖连连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这个年代,肺结核还没有什么特效药,磺胺已经算是最有效的药品,至少林徽因不用再硬扛疾病好几年。
就在四人说话之际,突然有人哈哈笑着走进饭馆:“明诚,你这个财神爷终于来了!”
周赫煊回头一看,起身抱拳道:“济之先生,孟和兄,孟真兄,好久不见。”
李济、陶孟和、傅斯年三人并肩而来,看样子他们关系还不错。但过两年就要闹得很不愉快了,都是钱搞出来的,部门之间为了抢有限的经费,这二人差点没打起来。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李庄很常见,有无数反目成仇的例子。童第周之所以离开李庄,就是被同济大学的生物系主任给逼走的,这些学者们也非个个都是圣人。
争吵、谩骂、流言蜚语、友谊破裂……在李庄的每个角落弥漫着。林徽因在文章里感叹:“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着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互相打起来。”
周赫煊和李济是老熟人,当年在清华园就经常见面聊天,李济甚至还参与过小灵均起名字。两人还同去山东考古过,当时周赫煊在现场顺了一片残缺的“蛋壳陶”。
至于陶孟和与傅斯年,周赫煊只在林徽因家的客厅里见过一次,算是点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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