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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嵩镇戍长安,虽无大胜,然亦无败绩,之所以被朝廷收印削爵是因为中常侍张让、赵忠上奏说他:“连战无功,所费者多”。
这只是借口。
实际的原因是:去年讨黄巾时,张让私求钱五千万,皇甫嵩没有给他,数月前,皇甫嵩赴京面圣,路经邺,见赵忠家舍宅逾制,又奏没入之,张让、赵忠衔恨久矣,遂进谗言以报复。
皇甫嵩战功赫赫,去年几以一人之力平定了黄巾之乱,而今却因阉宦的谗言而被免职、降爵,把这件事和张飞燕被拜为平难中郎将放到一块儿来看,更令朝野心寒了。
一边削夺功臣的官爵,一边把国之重器轻授於贼,这不是末世气象又是什么呢?
荀攸叹道:“北宫伯玉、李文侯入寇三辅,假托的是以诛宦官为名,而皇甫将军镇长安、卫园陵,却因宦官之谗言而遭贬免,唉,时事如此,夫复何言。”
皇甫嵩对荀贞不但有知遇之恩,而且荀贞从皇甫嵩身上学到了很多用兵之道,今闻他无辜遭罚,荀贞纵知汉室将覆,却也深为他抱不平,写了一封长信,遣人送去洛阳,以示慰问。
朝廷调回了皇甫嵩,北宫伯玉、李文侯、宋杨、韩遂等无人能制,势越发涨,日夜侵扰三辅,为护长安的诸帝园陵,时入八月,朝廷改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持节,以执金吾袁滂为副,集诸郡兵合步骑十余万人,入镇长安——当世的大士族里有两个袁氏,一个是汝南袁氏,一个是陈郡袁氏,此二袁氏同祖,汝南袁氏是从陈郡迁到汝南的,现今汝南袁氏“累世贵宠”,相比之下,陈郡袁氏远不如之,两家的家风也不同,汝南袁氏“富奢”,陈郡袁氏“清素”。
在张温离京赴长安前,荀贞接到了孙坚写来的一封信,却是张温知孙坚骁勇善战,因上表“请坚参军事”。去年打完黄巾,孙坚跟着朱俊去了洛阳,他出身寒门,比不上曹操、荀贞,虽然立了不少战功,可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在洛阳等到现在,终於又有了用武之地。
要非孙坚的这封来信,荀贞都不知道他居然也参加过击讨北宫伯玉一战,虽不知他会在此战中立下什么战功,但以他之勇武,料来总不会白去一趟。
去年颍川一别,荀贞和孙坚至今未曾再见,彼此只通过书信来往,现今孙坚又要上战场,且面对的是远比黄巾军剽悍的西北叛军,荀贞除了预祝他能再立新功之外,并在回信中叮咛嘱咐:提醒他一定要谨重,不可轻忽。
如果说中平元年是“黄巾之年”,那么今年就可以说是“黑山贼寇与西北叛羌”之年。
上半年,荀贞的注意力主要在黑山军的身上,现今张牛角身死,杨凤、张飞燕先后请降,冀州暂无了战事,他的视线自然也就转向了三辅,於每日练兵之余,关注三辅战事。
张温到长安不久,孙坚又写了封信来。
他在信里写道:“董卓久战无功,而轩昂自高,轻慢诏令,吾劝车骑斩之,惜乎车骑不听。”
董卓去年击广宗无功,兵败抵罪,今年春,北宫伯玉等入寇三辅,朝廷复拜他为中郎将,初为皇甫嵩之副手,皇甫嵩被召回京师后,他留在三辅,又被朝廷拜为破虏将军,从命於张温帐下。
张温到了长安,以朝廷的诏书召他来见,他过了很久才去见张温。
张温责让他,他没把张温当回事儿,应对不顺。孙坚时在坐前,遂与张温耳语,说道:“董卓轻上无礼,出言狂妄,应当以不按时应召前来之罪,军法斩之。”张温却以“董卓素著威名於陇、蜀之间,今如杀之,西进讨伐叛军就没有依靠了”为由而没有听从孙坚的话。
孙坚在信里边以此遗憾,荀贞也为此遗憾。
如果张温听从孙坚的话斩了董卓,汉室固然是积弊已久、难以再中兴的了,但一百六十余年的名都洛阳却可能就不会受到日后那么多的灾难了。
八月底,张温离开了长安,统兵进驻美阳。
美阳在长安西,与长安同为右扶风的辖县,离长安一百六十里,此地曾是与窦宪合兵大败北匈奴、勒石燕然的国朝名将耿秉之封地。
边章、韩遂亦进兵美阳。
张温所统者多是郡国步卒,能战之精骑唯董卓等数部而已,与边章、韩遂多次交战,由秋入冬,辄不利,直到十一月才因为“天助”而打了一场胜仗,不过很快胜仗就又变成了败仗。
却是十一月某夜,天将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把边章、韩遂的兵营映得如白昼也似,营中惊乱,兵卒大多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边章、韩遂因欲归金城。董卓探听到了此事,大喜,遂於次日和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边章、韩遂败走榆中,张温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
仗打到这时,本是汉兵占上风,可紧接着就急转直下。
孙坚适时在周慎军中,献策道:“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如果他们弃城逃入羌中,坚与将军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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