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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高安大队的“女知青猥亵事件”报到公社,张爱玲和赵小龙去高安大队作了调查。“女知青”怕报复,没有指证一人;大队党支书还是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些人,倒也平静了一段时间。
“春蚕”一忙,这几个男青年又蠢蠢欲动了。前天晚上,男青年们买些蚕豆、葵花籽,说是给“女知青”赔礼道歉;“女知青”心有余悸,敷衍一阵,装着有事要走。有人骂了句,“臭**;给脸不要脸!”电灯被拉熄了,她的嘴一捂上,**只手伸上来,她身上衣服全被脱光,其中有一人**了她……折腾了好一阵,他们临走“发了狠话”,说:“臭**;把嘴捂严点。要是说出去,明天老子们一起干,轮着日你!”
昨夜,这伙人又去了;“女知青”再三求饶,电灯还是被拉熄了……
“女知青”欲哭无泪时,房门被踢开,一支四节的加长手电筒照得屋里人眼睛发花,冲进二个高个青年,挥棒一阵乱打。屋里顿时鬼哭狼嚎一片,等附近的人闻声赶到,这几个家伙才清醒过来。拉亮电灯,“女知青”的衣服还在,人不知去向。
五个青年人人都“挂彩”;重伤二个,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儿子打破了头,“治保会”主任的兄弟打断了大腿骨头。两个主任也是气昏了头,马上报了公社“治保会”。还集合武装民兵四下追。很快,有人报告;在路上见二个高个青年领着一个“女知青”往城里跑,其中一个是钱南大队的“知青”陈革明。还有人检举,大队的“知青”肖俊文这二天回高安“收菜”,正准备逃。
陆宝林和李所长赶到高安大队,大队“治保会”已抓住肖俊文;正吊在楼柱上审问。陆宝林和李所长接过人一问,肖俊文有问必答;李所长听完一拍桌子,当既让人把高安的五个青年捆了,连同肖俊文送到公社。
赵小龙说:“现在必须抓住陈革明他们‘归案’。去城里的路己封了,他们肯定还躲在龙溪。我来是否在钱北?钱红英,高安‘女知青’是你的同学;她是受害者,主动投案,对她有好处!”
钱红英惊诧地叫了起来:“你们说的是汤琼呀!”
赵小龙说:“对,是姓汤。钱红英,你能提供一些线索,好让我们尽快抓、尽快找到他们吗?”
钱红英迟疑片刻,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赵小龙说:“钱红英,尽快处理这个案子,对你们‘女知青’也是保护;难道你不愿意严惩这些流氓吗?”
钱红英明白了那晚汤琼表弟“电杆”与陈革明商量的是什么事了。她低头沉思一阵,还是说不知道。
赵小龙和王大明走了,钱红英呆呆地坐着,一声也不吭。林木森想到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面的三十多个烟头。他有些耽心起来,心里压抑了几遍,还是问:
“他们……队里对你还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钱红英叹了一口气,很快,钱红英悟到了林木森的意思,脸红了,很感谢地说,“谢谢!小老大,我把自留地给了泥师阿根,他让女儿每晚和我作伴。”
林木森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想起一九六九年,钱红英的自留地被相邻的“泥师阿根”沿边挖过去有一锄宽;在金德江的唆使下,徐武领着几个“知青”在晚上,把阿根自留地上刚出苗的胡萝卜全部锄去。“知青”们高唱《游击队之歌》,“……我们每一寸土地,决不让敌人强占去……”凯旋。阿根的娘子坐在地上哭骂了一天,但也无可奈何。此事,大家心知肚明;由此拉开了“知青”和社员之间的种种事端……
现在钱红英把自留地送给了“泥师阿根”,以乞求得到“庇护”;可悲可叹!这又怎样呢?生活是现实的,社会是严肃的,“知青”几乎演变成了时代的弃儿。*毅的《南京知青之歌》得到“知青”的喜爱,正是这种纠结在“知青”心底的强烈失落感。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是“青春变声期”,当天真无邪、银铃般的嗓音变得言不由衷、浑厚了时;人们会说,“他成熟了!”
林木森满腹同情,却又无奈,说:“有什么事你找树勋说,还有慧丽。”
钱红英说:“他们?谢谢星期七;过去李主任每月还开个‘知青会’,树勋接手后,话都没有一句。杨慧丽更好,作了六队的代理妇女队长,比公社妇代会许主任还革命;有次我在街上碰上杨慧丽,她三句话中二句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还有一句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气不过,说,‘蔡小毛还有兄弟吗?如果有,我也嫁了!’”
林木森不由笑了。他起身说:“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钱红英说:“谢谢你!”
林木森刚走几步,听见钱红英叫;回转-,原来米袋里有两包鸡蛋。他才想起是张爱玲和王莲花送的。
林木森说:“没事,你留着吃吧!”
林木森挥挥手,走了。他很奇怪,舅妈到了米袋怎么不把鸡蛋舀出来?这个“立夏”过得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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