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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慈禧太后在勉慰他几句之后,便直接向他公布了未来的海军衙门的人事任命。
听到自己成了“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林义哲知道慈禧太后是在向自己兑现前些日子的承诺,在心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一番了!
“林义哲,办海军的银子,我和七爷商量过了,在这日本人的赔款当中,给你拿一块儿出来。但现在款项未到,国库那里,一时间也拿不出太多的银子。而今西北战事又需饷甚急,海防这里也是处处用银子,你可有什么好的办法?”慈禧太后问道。
“回皇太后的话,臣以为,海防用银,非借洋债不可。”林义哲说道。
“噢?借洋债?”醇亲王看着林义哲,显得有些惊讶。“林义哲,难道说。你办船政时,这造船的银子,也都是借的不成?”
林义哲听了醇亲王的问话,不由得心中一凌。
“回王爷的话,船政用银,除去归于西征协饷之银,每月所剩者,仅够日常运转开销。造船是根本不够的。”林义哲答道,“然船政为国之重务,海防用船,不可就此停废,臣姑父沈葆桢是以多方筹措,请用船各省接济,又从闽省洋药税中抽银。臣又于海内外诸殷商处多方募集,得报效银以实船政,故能成此有数之船。周转困难之时,也于外国商行借了少许洋债,事后全部归还。此是权宜之计,臣也是思前想后。万不得已才如此的。”
这位醇亲王,光绪皇帝的亲爹,听说可是颇有些“清流”气息,今日头一次听他说话,便知端的!
“原来如此。我说呢,这没有银子。也不能凭空的变出来这许多兵轮啊!”醇亲王呵呵笑道,“这借了洋债么,也就借了,总是把船造出来了,还派上了大用场,现在想想,这船要是没造出来,这台湾弄不好也就丢了呢!”
听到醇亲王的这番话,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暗自感叹。
这人要说变,也是很快的啊!
晚清时代,参与到中枢之中的四大王爷(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竣,洁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庆亲王奕劻那样“丑闻”绵绵。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擐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王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
大清帝国现在的这个“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
醇亲王在“出道”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外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林义哲知道,大清帝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可这洋债,只怕是不那么好借的罢?”慈禧太后皱了皱眉,说道,“洋人的钱,是不肯白借的,定是要有质押之物吧?”
“回皇太后的话。借洋债不一定非需有质押之物,”林义哲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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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防筹饷(五月十一日)
昨奉公函,以钧处议复海防条陈,一切兵饷要件。意在共为其难,而条目办法若何?属鸿章与幼丹会商切筹开办等因。仰蒙主持大计。广益集思,曷任钦服!鸿章才识庸闇,奚足以膺斯艰巨?乃荷圣恩派令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力小任重,惶悚莫名。
窃维此事造端宏大,头绪纷繁,目前必以筹饷为第一要义,亦以筹饷为第一难事。购办船械,动需巨款,无论精坚铁甲船每只价值百万两上下,即兵轮船一项,在西洋定造,大者每只约三、四十万,小者亦十数万。中国自制,则料物需由外洋购运,数更倍之。此外,所需后膛鎗炮甚伙,中土尚未能仿造。出洋购办,兵鎗一枝,约需银余两,每炮小者数千两,大者数万两,子药杂项或购、或造,无物不费,即如鸿章抵津五年以来,海口及津郡各炮台,虽用兵力渐次添筑,陆续筹购大小后膛炮五十余尊,已属罗掘净尽。而各处台垒,尚多空缺,必须添购百数十尊,约费银七、八十万,乃可略敷分布。淮、练各军,现尚用前门洋鎗,若一律改操后门鎗,约需三万枝,费银三、四十万。每年购造弹子、杂费,又数十万。一处如此,他处可知。此但就陆军言之也。
至大疏拟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自以屏蔽京畿门户为最要津口。现祗闽厂镇海轮船一只,昨已奏调奉省大东沟协剿。又操江轮船,上年回沪修理,尚未来津。二船皆根剥子之类,兵船之最小者。今欲从新创设,除赫德承购四船俟到时祭酌能否抵用外,约计一军须兵轮船二十只,内应有铁甲船一、两只,声势稍壮。闽、沪已成各船,现均分防要地,似难添调,势需续购、续造,连招将募兵一切用项,约费将及千万。目前虽不必此数,将来成事,恐不能过少。事属创办,不得不宽算窄用。至蚊子船、水雷等项,为守口利器。水电所费较省,近丹国公使令其电报公司购送各式水雷十余具,连应用杂件,开价五千余两。内有机器局可以仿制者。然每口须储用百十具,积少亦复成多。总之,无钱则一事不能办,要办则无处不需钱。此筹饷为第一要义也。目今饷源艰绌若此,度支浩繁若彼,通盘筹计,本无可另拨海防大宗。尊处参酌众议,定为先其急、核其实两层办法,果能实力遵行,或可小有裨益。钧议以海防为急,他事之待用者,酌量稍缓。然如奉拨京饷工程传办各款,西路及塞外军需加协额饷,各省留防腹地水陆勇营及善后杂支各项,均有关大局,无可减缓。加以奉旨筹办东三省练兵防患,亦明协款莫办,既不能急此而缓彼,则所能减者甚属有限。
至雨生中丞所指各省厘捐、盐榷、落地税,结实整顿,归为画一办法。稚璜中丞所称稽核厘金中饱偷漏各节,即是尊处条内核实之意。查厘税较旺,莫如两江、湖、广等省。鸿章历任其事,亲加考订,厘税各有定章,虽有参差,无非因地制宜,行之十数年,商民相安,未可轻议变更,若改减则饷额有亏,若增收则怨谤滋事。近闻照常稽收,偷漏固不能免,中鲍似亦罕有。浙、闽大致略同。除洋药税捐外,其百货、盐、茶厘捐,似未便令各省均归一律,致有窒碍。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括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若任事者过求精核,或苛及琐细,即增巨万,元气必受伤耗。若指整顿无多之赢余,提办海防,杯水车薪,亦恐无济。北洋所辖省分,直隶本系缺额,无可挪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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