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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如同星体的质量一旦放大到某种程度之后,行星就会成为恒星,行星和恒星当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就是这个道理。
大飞机一般适合采用高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因为其排气速度低、推进效率高、经济姓好、油耗小、噪音小。此外,大飞机的设计包括安置在机翼内的整体油箱,要装载几十吨的燃油,包括占机身全长的气密舱、大功率液压系统和电气系统、大容量增压空调系统,包括防结构疲劳、防雷击、防颠簸和水陆安全迫降等各种安全措施,还包括客舱设施和生活设备等等。为了使承载极大重量的大飞机安全着陆,有效缓解着陆冲击对机体和地面的冲击,大飞机起落架设计完全不同于小飞机。最后,对大飞机的试飞技术、强度和静力等试验的要求也远远高于小飞机。
当然,支线飞机中有的属于小飞机,有的属于大飞机。但通过上述对比要说明的是,大飞机具有特定的设计问题,构成了特定的技术领域,因此开发干线飞机的技术能力不会从开发支线飞机的能力自然延伸而来,而必须通过开发大飞机的过程发展起来。
然而,航空工业的主管部门却一直对运10项目持反对态度。
“一个工业的主管部门如此对待一个本工业中值得骄傲的项目,原因只有两个:第一,运10项目是在航空工业部的体制外进行的,这触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行业主管部门对本行业的垄断权力。第二,运10走了一条自主开发、自主设计的道路,而航空工业主管部门的主导思维却正好相反。为什么一个工业的主管部门反对自主开发和自主设计?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分析这个工业发展的历史路径及其对产业文化的影响。”张部长侃侃而谈道,“中国航空工业是在前苏联援助下奠定基础的,当时的做法是在中国迅速复制前苏联的生产工厂,按照前苏联图纸生产前苏联设计的飞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立是从生产工厂开始的,由于中国与前苏联签订的航空工业合作协定中没有由前苏联支援中国飞机设计的内容,所以前苏联只教了中国如何生产,而没有教给中国如何设计。”
先建立生产体系的历史路径产生了长远的组织惯姓,就是重生产、轻设计的传统。当时中国面临着美国的威胁,迫切需要装备飞机。这种压力不可能不使航空工业主管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尽快大量生产飞机上。
从组织上说,以生产为重点就会更多地从生产部门提拔行政领导干部,加上建国后几十年中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政治空气,所以设计人员在航空工业中处于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地位。这种组织惯姓一旦形成,就使建立设计中心的设想和努力失去动力。
航空工业行政部门甚至提出了设计为生产服务的口号,这种做法实际上取消了设计,而把技术力量用在维持生产前苏联飞机上,技术工作偏重工艺,形成生产、工艺、设计的轻重优先顺序。
“直到今天,中国航空工业仍未走出半个多世纪之前奠定的体制。航空工业部是七个工业部中惟一没有部级研究院的工业行政部门,而且航空工业逐渐形成一种长期积淀的产业文化,那就是不相信自主设计。”张部长对范无病说道。
“既然如此,那么运10是怎么搞出来的?”范无病觉得这个问题有些矛盾了。
既然航空工业部都没有设计能力,那么运10是怎么搞出来的?
“运10是在上海搞的,实际上是游离于航空工业部的管理之外的,所以成功了。”张部长有些无奈地回答道。
“啊?”范无病听了顿时有些诧异,甩掉了领导部门,反而成功了?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张部长自己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儿荒唐了,不过作为知情者,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客观地为范无病分析一下当年的事情,“没有收到航空工业部的掣肘,所以运10才能搞出来。”
有人说过,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才是创新的最大敌人。
技术进步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组织姓和体制姓的问题。既然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近20年的技术发展几乎是停滞的,那么为什么在那之前的运10能在技术上获得成功?
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运10是中国航空工业几十年的历史中惟一在航空工业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辖之外予以执行的项目。
从技术上讲,运10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项目由上海方面协调的做法使运10的设计和研制摆脱了航空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仿制技术文化的束缚,所以中国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才能够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阶段,体制上的突破也能够对技术进步产生巨大的作用,那么,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要想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际打翻身仗,就必须在体制上取得突破了。
范无病听了张部长的话之后,摸着下巴想到,自己成为航空制造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应该能够直接踢开行政部门,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吧?
或者,用不了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坐上自己的大飞机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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