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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前四十八年至前三十三年)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前三十二年至前八年)时增至三千人。考虑到公元前的那个时代,招生三千人的规模也是蔚为可观了。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
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
南京国子监始建于东吴永安元年,到明永乐年间,规模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
但是,不论是太学,还是国子监,所教授的都是古代先贤的思想学说,学生所学的是“经”,而且不容置疑,不容辩驳,否则就是异端,就要被扫地出门,甚至要被批倒批臭。
关于这一点,做为后世的人,是很难理解到、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有明一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守仁的阳明先生,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因为他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也有人认为,王守仁并没有将“行”(实践)的重要性置于更高的地位,实在是一大遗憾。若不然,华夏的古代文明又可繁荣昌盛个三五千年,那就跟玩儿似的。
可若是他大力推崇“行”,甚至将其高高地凌驾于“知”之上,那他所受到的打击恐怕让他无法承受。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只是“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也已经让他有资格在历史长河中牢牢占据一个位置了——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别的不说,能够与孔孟并列,上下五千年以降,不也就是总共那么一二位而已嘛。
皇帝陛下也知道,在这种大环境下,若想一步到位,建立类似于后世那种传播新思想、新精神为主旨的高等学府,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他这个拥有着至高无上权利的皇帝陛下,施行起来恐怕也是阻力重重,成功的几率基本等于零。
况且目前大明朝野和民间这种尚算是安详的局面,实在也是得之不易,他还要趁着稍微肃静的环境,扎扎实实地做上几件事情,因此也真的不愿意因为一些事情,就打乱了眼下的平静。
可虽然如此,也不说明皇帝陛下就彻底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无法停止脚步。这也是最令他纠结的地方。
因为大明王朝目前虽然看似稳住了崩殂的态势,可潜藏的隐患还是多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明王朝所安身立命的基础,很大部分都已经腐朽,长远看来,若不加以更替或者转换,呼啦啦大厦将倾的局面最终是不可避免、甚至很快就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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